作者：eigen moomin

编译：深潮TechFlow

我们是那些勇敢者的后代，他们或因战争逃亡，或因饥荒避难，或仅仅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，放弃了原有的一切，迁徙到这个岛屿上。

他们建立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，一个驯服了混乱、给予我们井然有序生活的地方。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过日子，甚至无需做出任何真正勇敢的举动。当然，你仍然需要努力工作，但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个彻底“自我驯化”的移民国家。我们亲手熄灭了那种曾驱使我们的祖先，满怀饥渴与梦想，跨越大洋追求更好生活的野心。

这是一个富裕的土地，数十年来一直如此。我们的人民勤劳、努力且受过良好教育。我们的大学几乎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，并且未来还会更好。我们有幸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理性政府和高效官僚体系的国家。

然而，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，从一片荒芜之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地，我们的“作物”在哪里？我们那些可以自豪地指点的本土公司在哪里？我们的“爱立信”或“诺基亚”在哪里？

我们对自己的称呼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。从最初的“转口港”（entrepôt），一个连接中国与印度财富的贸易枢纽，到“制造基地”，我们用劳动雕刻硅片、炼制石油。今天，我们脱下工厂的工作服，换上了西装和实验室外套，从一个“基地”升级为一个“枢纽”——金融、生物科技以及《经济学人》喜欢的大量流行词汇。

尽管时代变了，新加坡人和工作的核心关系却未曾改变。我们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“买办”（comprador）。作为服务型经济体，我们培养年轻人服务于银行、基金、实验室和工厂。从过去为西方公司充当中介，解锁东方的财富，到如今为东方公司包装形象，融入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。旧的“老板”已逝，新“老板”取而代之；他可能看起来像我们，但我们依然只是他的工人。

至于那些本地的小“老板”们：有谁是真正值得敬佩的？每一个所谓的“成功故事”最终都归结为一种“寻租”（rent-seeking）行为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通过提供极少的价值赚到很多钱。找到政府热衷的新政策方向，成立一家咨询公司，承诺实现这些流行词汇。申请政府补助，不做任何实质性工作，只需发表炫目的演讲并举办“研讨会”。或者，如果你不擅长滔滔不绝，就从中国采购 OEM 产品，贴上自己的品牌，以“本地企业家”的身份加价两倍出售。至于房地产大亨，现代历史早已给出了对那些靠土地发家的人的正确判断。

我们最聪明的人才从不去创造——他们太聪明了，知道这条路风险太大！我们新加坡人聪明到明白，最安全的投资回报方式是观察别人做什么，然后做得更好。我们擅长数学，直觉上知道创业的风险回报比远低于当投资银行家、顾问、律师、医生或软件工程师，而且后者的夏普比率（Sharpe Ratio）更高——看看这项研究，90%的初创公司最终都会失败！#p#分页标题#e#

而当那种“我们是一个没有值得骄傲的企业堡垒的国家”的空虚感袭来时，我们就会写文章，制作精良的 CNA 纪录片，解释我们为什么无法创新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不采取任何行动，因为我们至少已经如此“专业地”诊断了自己的问题。

当然，问题在于文化。它始终与文化有关。我可以引用上千位经济学家和评论家的名字，引用上百个比我更聪明的头脑，但最终一切都归结为那个简单的词：文化。

聪明的人

我们的教育体系残酷无情，奖励那些屡战屡胜的人，却把那些随时可能失败的人排除在外。那些犯下哪怕是一次考试就搞砸了的严重罪行的人，都必须付出代价，被迫在新加坡的生活中走很长的路（当然，除了那些有钱到足以支付出国留学费用的人）。

当你终于进入大学时，你已经经历了两轮竞争激烈的考试洗礼，每一轮都声称会赋予你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必要技能和知识，但实际上，它们教给你的最重要的一课是：千万不要成为被淘汰的那一个。

面对这样的体系，理性的回应就是拼尽全力往上爬，以免被底层的“木屑机”碾压。但当每一次考试成绩都决定你的未来时，谁又能承